1954年,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序言中, 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第1 至第15 世纪,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欧洲在16 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 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有的说是科举制造成的；有的说是官僚体制造成的；有的说缺乏现代宗教、有的说是文化（传统文化造成的；也有的说是我国远离煤炭中心，缺乏现代工业发展的动力机制造成的？
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啥那么发达的生产力（我国GDP总量曾在1820年之前一直雄踞世界第一，可为啥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在中国产生呢？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病中的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众多的大楼，现代化的图书馆和试验室，为啥?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呢？
一方面，我国人力资源配置出现巨大问题。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发表演讲：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其实最优秀的出国了，次优秀的去跨国公司上班(就是买办）；再次优的去做金融或者去政府机关，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得好，我国最好的职业还是当官，北大的清钱理群教授说北大在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
另一方面，施一公曾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都与美国一流大学有相当的差距，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付出更多。即我国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比如，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不要鼓励科学家做科研转化，不要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要顺其自然；还有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比如教育体制出问题：施一公说了一个故事，比如以色列前总理Shimon Peres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因此，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施一公说出了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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