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在一个比较框架内探讨了1940年代至50年代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之间跨国互动的国家层面。

法国社会党和社民党渴望在重建、欧洲一体化和法德关系上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这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与跨越莱茵河的同事进行跨国接触似乎是最有希望的途径。

尽管在冷战政治、国际重建政治以及后来的非殖民化以及阿尔及利亚和苏伊士战争中存在长期冲突，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在欧洲议会中建立跨国关系的自治轨道，成功地划分了他们的分歧。

法德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这一时期最大的跨国成功，包括建立了欧洲共同体社会党大会。在1960年代初期，法德社会主义关系的双轨性质持续存在，但结构性因素削弱了法德之间的力量平衡，以维持在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跨国合作的相互满意度。

一、简介

一个古老的陈词滥调笼罩着欧洲战后跨国社会主义的研究。1947年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政党民族化的论点被证明是非常持久的，几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相当不加批判地采用它来强调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

本文通过探索激发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跨国合作的国家层面动机，为这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议程做出贡献。

来源库不是主要关注跨国会议和辩论，而是优先记录国家党领导人的私人会议（国家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小组会议）以及参与跨国社会主义讨论的社会主义者与其国家党秘书处之间的通信。

这一焦点使我们能够揭示为什么法国和德国政党在1950年代保持着密切的跨国接触，尽管对战后国际主义的总体轨迹感到失望，而且当时双方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因此，在方法论上，本文在一个比较框架内探讨了1950年代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跨国互动的国家维度。

分析这些政党之间的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窗口，可以了解他们在1950年代跨国参与的更广泛动机，因为西方集团内部的许多国际政治都围绕着德国问题和法德和解。

法国社会党和社民党渴望在重建、欧洲一体化和法德关系上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这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与莱茵河两岸的同事进行跨国接触似乎是最有希望的途径，同时也是新一代政党领导人在国内合法化的代理人。

重建的痛苦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两国政府之间深刻而众多的冲突，意味着当讨论触及核心国家利益时，各方必然会发生冲突，而这些利益也出于选举目的，不能轻易放弃。战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因社会主义政党的国有化而失败。

这是本导言开篇的老生常谈，它基于关于法国和德国政党的错误前提。两人都致力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但他们的承诺与其他政党的同等或更突出的目标相交。

当然，独特之处在于，在这些年里，社会主义者将如此重要的话语和象征意义放在展示他们的国际主义上，但就像在民主国家运作的所有政党一样，他们不得不与其他政治力量争夺全国选票。

我们可以理解当代观点，因为论战在国家和国际政治中都是有用的工具，但为什么学者们会期望政党在紧要关头处理关键问题时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置于国内政治目标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能说明各方继续合作，即使国内政治动机表明停止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值得考虑他们为什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样做。

在此我们要问：社会主义者希望在1950年代通过双边接触以及在社会党国际和欧洲议会机构中实现什么目标？1950年代出现了哪些挫折以及对国家利益和跨国合作的看法如何演变？跨国会议的参与者向本国政党报告了什么？换句话说，主要的国家党机关如何看待他们大量参与跨国政治？

回答这些问题突出了主要社会主义者在国内如何致力于国外的跨国社会主义参与，因为他们受到可追溯到19世纪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深厚传统的驱使，信息收集和实际援助的唾手可得的成果。

通过私人跨国交流消除党际争端的机会，以及理想主义，有时是幻想，国际社会主义拥有正义，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愿景，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共同的未来。

二、复辟国际社会主义与欧洲重建的跨国政治

战后通过具有语言技能、国际联系和渴望为双方国际局执行此类任务的关键对话者重建了双方之间的直接互动。

对于年轻的战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其领导人在第三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在地下12年流亡后，渴望获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国际同事的信任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忠诚世界大战。

1945年12月，马克谢费尔通知舒马赫，他正在游说法国社会党派代表团访问德国的新社民党领导人。

一个月后，舒马赫写信给马克谢费尔，强调党对他工作的重视程度，并承诺资助他在巴黎的活动。在马克谢费尔的游说上贴上该党的印记，舒马赫写信给法国社会党党领袖丹尼尔迈耶，要求法国社会党代表团来德国。

1946年5月，社民党批准了法国社会党的一项请求，即马克舍费尔留在巴黎以维持通往汉诺威的畅通线路，推迟他返回德国，在那里他将在巴登-符腾堡担任地区党委书记一职。

这些最初的接触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后来发展成为更激烈的信息交流和象征性政治形式。德国社会民主党使用其与法国社会党的线路来释放德国社会民主党战俘。

反对法国占领区的分裂主义，并以其他方式游说反对法国占领政策。在象征性政治领域，马克谢费尔悄悄地为社民党竞选，以获得参加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邀请，是法国社会党于1949年授予的。

两党合作修复并重新开放了卡尔·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这种对早期社会主义杰出人物——第一国际背后的推动力——的点头，是法国和德国渴望（重新）构建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征兆。

对于孤立的社民党来说，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承诺以及属于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合法性与实际问题、平淡无奇的信息收集以及与欧洲重建相关的早期目标交织在一起。

对法国社会党来说，与社民党的跨境关系通过动员传统的饶勒斯国际主义言论，包括促进该党对欧洲（联盟）联盟的战后愿景，帮助加强了新党领导层在党内激进分子面前的地位。

与反共主义一起，这些因素促使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40年代推动重建SI以反对工党的沉默，最终在1951年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也促使他们寻求彼此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跨国合作中最大的风险是，当对方的重要人物的地位或声誉在国内政治中变得尴尬时。在一阶政治问题上棘手的分歧也可能将跨国事件变成各方之间的半公开争斗。两者都出现在1948年至1951年关于盟军欧洲重建政策和德国鲁尔工业谷的深刻党派冲突中。

本节展示了在战后初期，跨国接触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多么危险。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正式破裂。尽管自负、名誉受损和相互指责，跨国关系的连续性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特别成功的合作时期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划分:50年代法德跨国主义的双轨性质

1948年至1951年狂热的跨国讨论和定位为法德社会主义间关系建立了双轨质量，这在1950年代证明对双方都非常有用。

在一个轨道上，通常涉及最高党的领导人，社会主义者继续在跨国会议上就冷战初期的高阶地缘政治问题发生冲突，例如集体安全、裁军、与苏联的四强谈判和德国统一。

在1950年代后期，这个领域又增加了日益喧闹的非殖民化国际政治、法国殖民战争以及与不结盟运动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在另一条轨道上，社会主义者在越来越激烈的交流中合作，在早期欧洲议会（1952年至1958年的共同议会和1958年的议会）的社会主义集团内产生了相对凝聚的立场。

两党的社会主义者在1950年至1952年创造这种双轨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53年至1954年越来越多地赞赏其成功。

第二条轨道由党内领导人启动，莫莱特最初担任社会党主席，奥伦豪尔担任副主席，但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其工作委托给其他欧洲议员和政党经济专家。

本节展示这种划分如何产生该时期最大的跨国成功：(1)社民党加入让·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2)发起欧洲共同体社会党大会；(3)在反对ECSC和EDC条约之后，社民党内部支持ECSC的声音有所提升，推动该党支持罗马条约以创建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打开第二条轨道是一种意志行为。

第三点表明法国社会党已经意识到跨国社会主义最有可能成功的领域是经济政策领域，这在195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SI专家会议中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

对于社民党来说，情况很复杂，因为德国最初没有参加欧洲委员会，只是在同意彼得堡协议后才被邀请加入，该协议将盟国对鲁尔区的工业政策与德国参与早期欧洲合作论坛联系在一起。

这种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兴跨国政治为跨国社会主义集团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其成为共同议会中三个跨国政党集团中最具凝聚力的一个，正如桑德罗·格雷里和我都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者迅速演变为非正式的反对派，反对议会中支持梅耶的多数自由派和基督教民主派。

我已经展示了社会党集团决定在1956年提出一项动议以谴责梅耶的高级权力机构，这是议会可用的最强大武器，这是早期欧洲议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尽管遭到了议会的拒绝，但这是首次公开的、协调一致的跨国党派斗争，在其他倾向于在欧洲议会政治中达成共识的团体中引起了骚动。

四、笔者认为

本文在一个比较框架内探讨了1950年代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跨国互动的国家维度。两个国家政党的内部文件使我们能够揭开政党参与西欧重建、冷战、非殖民化和殖民战争以及开放的十多年来广泛的跨国社会主义活动背后的动机。

上面分析的跨国关系危机时刻，当双方最接近破裂时，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窗口，通过它可以考虑他们为什么首先进行如此激烈的跨国接触。

对作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情感依恋，实际问题加上信息收集和平息个人和政党之间公共争端的机会，以及——尤其是——希望未来将是社会主义的，只要他们能够共同努力——尤其是在新的欧洲议会中——激励社会主义者坚持他们的跨国参与经历了风风雨雨。

考虑到这一点，学者们期望社会主义政党由于致力于跨国参与而放弃核心的国内政治目标是奇怪的。毕竟，这些是政党。

如引言中所述，党的领导人将自己的国际立场作为唯一适当的立场，并互相指责对方的民族主义态度，如果我们接受各方都致力于实现国内目标，那么也并不像人们经常争论的那样令人惊讶或具有启发性以及伊姆莱所说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

尽管在地缘政治和鲁尔区的战后解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在欧洲议会中建立跨国关系的自治轨道，成功地划分了他们的分歧。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分工有效地将早期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集团与重大争议隔离开来，否则这些争议会在1950年代破坏跨国社会主义关系。

我们不是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坦率不切实际的衡量标准中评估这些历史参与者，在这种衡量标准中，在国际范围内追求国内目标的政客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我们认为，这段历史揭示了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50年代及其调和的承诺。

五、参考文献：

1、沙耶夫,布瑞恩《隔阂与和解》匹兹堡大学，2014年。

2、沙耶夫,布瑞恩，《鲜花但无花束：1952-1956年让·莫奈和勒内·迈耶总统领导下的共同议会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高权力机构的关系》，新欧洲大学年鉴2014-2015。

3、沙耶夫,布瑞恩，《区域贸易自由化：社会主义者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当代欧洲历史。